吕澂：佛学泰斗的传世巨作与学术巅峰

徐文明

吕澂（1896-1989），江苏丹阳人，字秋逸，一字秋逸，早年就读于镇江中学、常州高等农业学校，后就读于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1914年到南京金陵讲经处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学。1915年东渡日本，专攻美学，次年回国，受聘为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14 年在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室学习佛学，师从欧阳竟无大师。1915 年赴日本，专攻美学，次年回国，在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1918 年，他协助欧阳竟无先生在 南京 筹建中国国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欧阳先生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卢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卢先生早年从事美学研究，著有《美学概论》、《美学概论》、《现代美学思潮》、《西方美学史》、《色彩学概要》等美学著作，在美学领域卓有建树，为世人所重。然而，为了寻求能够解决宇宙和人生根本问题的真理，他毅然放弃了美学研究，转而专攻佛学，一心之后，心无旁骛，精进不休，年届七十，成就极为卓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陆先生精通英语、日语、梵语、巴利语、藏语等多种语言，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藏传佛教都有很深的研究。他对佛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成就是全面而深入的，如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他研究了藏文经典和梵文经典，厘清了西藏前香港时期和后香港时期的源流演变；在因明学方面，他通过对藏文典籍翻译的研究，发现了《陈云华》的源流。在因明方面，他通过对藏文译本的研究，发现了陈那学说的特点，并指出其思想体系在《集量论》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而法藏则通过改变三支的顺序，使其更符合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习惯，从而发展了陈那学说。因此，三支俱通、五支皆通的法藏先生是一位大智慧之人，欧阳大师早年将他比作世间大德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并以秃鹫之名称呼他，自有其道理。

欧阳先生对佛教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佛教典籍的整理和佛教义理的研究分析。在佛典整理方面，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历时十年整理编印了《佛学精要》一书，全书共七十种，四百多卷，佛教典藏的精华尽在其中。由于先生通晓藏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文字，在校勘过程中除以最好的汉文本为底本外，还参考了现存藏文、梵文、巴利文本和汉文译本的多种版本，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选材之慎重，校对之精细，在学术界实属罕见。因此，《西藏要论》已成为佛教文献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和国际佛教界的宝贵财富。

在整理佛经和《要集》的过程中，陈先生意识到以前的《大藏经》存在不少问题，于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不顾年事已高，立志要出版一部超过中外前代《大藏经》水平的《中华大藏经》。陈先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因此不懈努力读经，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然而，这项浩大的工程却因十年动乱而中断，天荒地老，魔障重重，如此大业，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三界众生，同感遗憾。尽管如此，肯尼迪先生还是做了大量工作，在 "文革 "前编纂了《目录》，"文革 "后又将其补充修订为《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印刷发行。该《目录》对以前未曾校勘过的 119 部经书进行了校勘，并重新分类编目，为后人校勘大藏经提供了方便，创造了条件。

卢先生还为弘扬和传播中国佛教思想做出了杰出贡献。1955 年，斯里兰卡佛教界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 2500 周年，发起编纂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请求各国佛教学者支持，周恩来总理接受了时任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求，将编纂中国佛教条目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 周恩来总理接受了时任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求，将编纂中国佛教条目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BAOC），并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佛教词条的编写任务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并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由国内著名佛教学者撰稿，周恩来先生任副主编。所有中文词条达四百多条，二百多万字，先生都详细审阅，确保稿件质量，还亲自撰写了二十多篇文章。世界佛教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的稿件水平最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王先生不仅在佛教文集的编纂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佛教教义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佛教教义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就是阐明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根本区别，指出印度佛教主张心性本净，中国佛教主张心性本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也是他佛学思想的核心和基本立场。他在许多论著中一再强调这一观点，虽然引起了许多争议，但直到晚年，肯尼迪先生的这一立场也没有动摇过。

佛家常说，悟道的关键在于自心，为了说明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说心本来清净。肯尼迪先生认为，性寂是对心性本净的正确理解，性觉只是一种误解和讹传，在教义中没有任何意义。性寂以自性涅槃为本，性觉以自性菩提为本。性寂之说强调的是对缘起境界的依止，性觉之说强调的是对缘起种子的依止。二者在能量和作用上是不同的。前者革新，后者返本。革新导致不断发展，返本则导致保守。

肯尼迪先生认为，用性寂来解释心性本净，只是就其 "可能 "和 "当然 "而言，而就性觉而言，则意在 "现实"，"已经是"。也就是说，从众生有成佛的可能，即从佛性的存在，反推出众生心性的本净，这就是从果推因。学人用功，当使净相日现，以引正智。日日净相，日日正智，即不断向前专心期取正觉，此即创新之义。若谓心本有觉，今失本觉，则返本还源，恢复旧觉足矣。创新，就是不断地改变和创造，日臻完善和纯粹；返本，就是认同旧有的规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从功利的角度看，创新创造固然优于返本守源，但从本质的角度看，本觉论难成立。佛教的主旨在于祛除世间杂染，趋向涅槃寂静，这是自性涅槃之义，也是佛教的根本旨趣所在。智慧与觉悟是入世的阶梯，也是悟道的途径，不是寂灭自然，而是返寂悟道。寂灭为清净境界，为缘起，与一切分别毕竟无涉，而觉悟为缘起，必依外境。清净境界，法性本然，勿待知而后成，乃物之本性。识与照，须学而后明，修而后得，不学而知，不修而悟，未之有闻也。

先生又指出意识说之由来，《楞伽》言离言法性离内意识，意谓法性离言相，离名相，当离名相妄想之实相内实相意识之种种法性内，非依名相外，依法性内实相之义说也。中土之人不辨梵音，一错为己悟，不待他力，错境为心悟，再错为本悟，不必修证。正因为如此，"心性本净 "的解释就成了 "意识本体 "的说法。

本觉之说对修行极为有害。知道妄即是妄，净即是净，就能去除无明的杂染，显现自身行为的清净本性。但性觉却错把妄想当成真净，想让妄心变净，扩大妄想，越陷越深。性觉之修，难免执着于情性之体，禅悦之漂，物极必反，徒劳无功。

本雅明先生的 "本觉寂灭 "说是其学说的基础，并以此作为分析诸家、辨别伪经的依据。他指出，中土的伪经，从《信解》到《占察》、《金刚三昧》、《圆觉》、《兰言》，都是互相承袭的，都是从唯识本体论讹传而来。他在经论辨伪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揭露了一些流传千年的赝品。他的代表作有《信解行论》、《大乘信解论考》、《楞伽百伪论》等。特别是在《立信论考》中，他指出《立信论》是以魏译《楞伽经》的误译为依据，考证确凿，分析精细，取得了超越日本学者的成就。

先生在鉴定天启经方面的贡献最大，引起的争议也最大。可以说，欧阳先生站在瑜伽行派的立场上评判佛教各派，有宗派成见，也可以说，他抬高了印度佛教，贬低了中国佛教。欧阳先生的宗师流派，在瑜伽派中见解特殊，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先生在佛学研究上无所不包，不拘一格，其臧否宗师的基点也不免受到非议，我知道这不是僵化的，他说最可贵的是培养 "求真求实 "的精神，并非虚言。

肯尼斯先生努力分辨性寂与性觉的区别，并不是要贬低中国佛教，而是要厘清佛教的本源，维护佛教的真精神。他从不认为印度的东西都是真的、正确的，中国的东西都是假的、错误的。吴先生认为，伪经伪论之伪，一是名伪，不出印度，偏要托名于人，弄虚作假，妄生枝节；二是义伪，抛弃正理，自立异说，曲解创新，歪曲发展，惑乱当时，毒害后世。仲图先生之作，非全盘否定印非肯定之说，以是非论是非，不以中印辨真伪。

先生博览经藏，精研义理，其学浩如烟海，不可胜言，但他并不是穷经皓首，止于知解，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想体系。六十年代初，南京先生在开办佛学研究班时，为学生们开设了《佛学概论》，其中的《正觉与分别》、《因果与现实》、《观照与转生》三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南京先生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

摘自《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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