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里有放生乌龟的，北京隐士与锡兰郑和碑

一、帮亡人放生时间

1、明清以降，西人在中国政经事务中影响日增。近日将出版其传记中文版的北京隐士埃德蒙．拜克豪斯，是另外一例。传中透露的他与慈禧太后一段亲密感情关系，另外他对中国文化研究之介入，更足征当时他的影响力。

2、日前英国牛津大学讲座教授崔姆路普（HughTrevor-Roper）的著作《北京隐士：埃德蒙．拜克豪斯爵士不可告人的人生》《HermitofPeking：TheHiddenLifeofsirEdmundBackhouse；一九七六初版》的即将出版中译本，由于其中披露了拜克豪斯爵士与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引起研究近代史的中国历史学者高度兴趣。

3、拜克豪斯是一八九八年到中国，他偏好广泛，交游广阔，无论是在英国伦敦或是在北京，都是社交名人。一九○二年认识了一些宫中太监，自此入“宫”，由大太监李莲英引见，见到慈禧，熟悉紫禁城，进出方便。又因富有语言天赋，汉语中文流畅方便，是北京外国人圈中的真正“中国通”。

4、拜克豪斯当时正值盛年，又逢中国由“排外”转辙“媚外”的年代，他又有英国爵士衔，声名大起，并得慈禧晚年的相当信任。拜克豪斯除任北京英国大使馆翻译外，亦在北大任教。

5、一九一一年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在西海岸大城加勒（Galle）修路时

6、，偶然出土一块中国石碑，碑文有三种文字，中文直书居右，左上横书“泰米尔文”（Tamil），左下横书波斯文。发现时碑面朝下，中文风蚀较轻，大体可认，另二种外文则缓漶漫缺损严重，解读困难。一九一三年首先有国际学者对此碑初步说明，一九一四年当时“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会长阿儒拿夏兰（PonnambalamArunachalam）爵士也对此碑做了正式学术报告。

7、当时锡兰尚为英国殖民地，随即由“亚洲学会”联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寄交碑文拓片，请求协助译解中文碑文，此一工作交到当时在北京之英国汉学家拜克豪斯手中，并由他就当时所能“认出”之碑文文字，译出英文文本，并于一九一三年由Perera引载于其论文“加勒三文石碑”《TheGalletrilungualStone》中，是为最早的英文译本。

8、此消息隔很久才传到中国，经中国学者研究释读，因碑文起首即“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碑尾纪年为“时永乐柒岁次己丑二月甲戍朔日谨施。”中国人乃知此乃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距发现时已历五百年的中国印度洋航海实物证据，因原立于锡兰，因而命名《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域外学者则因碑文虽以汉文为主，但还有两种外国文字，故习称《TheGalleTrilingualStoneofChengHo,Ceylon》。此碑出土后，即刻送交“可伦坡国家博物馆”永久典藏，一时震惊世界，形成研究郑和航海的一次高潮。

9、此碑之型制、石材、书镌、碑饰均十分考究，是在南京刻就，随郑和下西洋（即今之印度洋），驻扎锡兰时所留，是明初航海史上留存海外最珍贵的文物，除趺已失外，保存完整，是可伦坡国家博物馆所存的唯一一块中国碑。当永乐七年（一四○九）乃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一四○九-一四一一）期间，并第一次越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忽鲁谟斯（Hermoz）。

10、十五世纪时锡兰分裂成敌对的三个政权，岛屿中部由锡兰人（僧伽罗人）掌握政权，主要信仰佛教。来自印度的泰米尔人，信奉印度教居于北部，而南部则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以授施者虽由郑和领衔，但受供养奉礼则三者不同，中文为“佛世尊”，泰米尔文为印度教的湿婆神，波斯文则为“光”，即真主阿拉。此碑充分表达了对不同宗教的尊重，是一种智慧、赢得民心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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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拜克豪斯在中文史料中多称其名“埃德蒙”，本文作者（龙村倪）臆测是他自取的中文名字。拜克豪斯出身英国上层社会家庭，聪颖好学，能通多国语文，虽称“北京隐士”，但绝非等闲之辈，出入宫禁如无物，思过半矣！所转译英文之郑和碑汉文部分，普受二十世纪初国际汉学界之重视，是郑和热的推动者之一。在英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四第三册中讨论“锡兰碑”时，所据英文文本即由拜克豪斯所译出者（非全引），由此亦可见拜克豪斯功力之一斑。拜克豪斯在京期间，另有一书记述清庭法务、审案及判例情形(与J.O.P.Bland合著之《AnnalsandMemorirsoftheCourtofPeking》Heinemann，London，一九一四），或亦可有助于清紫禁城之研究。

2、【知识通讯评论月刊六十四期】01

3、妙应寺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寺内有一座高大、雄伟的藏式喇嘛塔，因塔身通体皆白，所以人们都习惯地称它为“白塔”，而将塔下的寺庙称为“妙应寺”或“白塔寺”。

4、白塔寺有塔已史传很久，并曾几经变迁。远在一千多年前的辽代，这一带曾是辽南京城的北郊。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这里就曾建过一座供奉佛舍利的塔，塔身内藏有释迦牟尼佛舍利、戒珠、香泥小塔、离垢净光陀罗尼经。到了元代，这一带成为当时新建的元大都内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17年)敕令在辽塔的遗址上动工建造“大圣寿万安寺”及这座喇嘛塔，并迎释迦佛舍利藏于塔中。塔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建成，寺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年建成。白塔经八年精心修建而竣工后，忽必烈十分满意，命以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以箭落处划出界址并修建一座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大寺院，因祝祷皇帝生辰而取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又名“白塔寺”)。

5、元朝是一个统一的，领土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封建帝国。元世祖忽必烈最推崇的是喇嘛教(藏传佛教)。13世纪20年代末，成吉思汗的第一代继承者就开始与西藏地方首领接触，60年代及70年代初，随着元朝江山大一统的完成，忽必烈与八思巴一代的结合更趋紧密。在政治上，西藏正式成为隶属元朝的一个行省，并开始确立其“政教合一”的新政体；在宗教上，定喇嘛教为元朝国教，向蒙汉地区传播，封该教首领为“国师”，委以统管全国释教及西藏政事的权力；在文化上，特命第一代“国师”八思巴创制元朝官方统一使用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字)。白塔寺这座巨型藏式佛塔的创建，就是上述种种关系在建筑上的集中表现。

6、佛塔是随着佛教的传人而出现的。在近2000年的沿革和发展中，各个佛塔的建造都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元朝皇室特别尊崇藏传佛教，因此，元代佛塔较多的采取了藏式喇嘛教形制，这个时期建造的佛塔，一般都简称为喇嘛塔。喇嘛塔与古印度的“堵坡”(即印度塔)较接近。为达到弘扬喇嘛教的目的，佛塔常建于坡峰高台、关口要隘、渡口要津或都市大道上。喇嘛塔塔身只有单层，所以往往抬高塔基，增高塔刹来增加塔的高度。塔身呈几何状覆钵体，显得雄伟丰硕。塔刹长颈，也不同于汉传佛教塔刹宝瓶状。喇嘛塔所用材料多数为石块，且表面涂灰刷浆，通体皆白，人称为白塔。而塔刹圆盘多用铜铸，因此在红日蓝天下，光彩耀目。

7、大圣寿万安寺香火鼎盛近百年，它是元皇室在京城进行佛事活动的中心。朝廷规定每年各重大节日所举行的盛大朝仪，“前期三日，在大圣寿万安寺习仪”。当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去世后，皇室为他在白塔西侧修建了神御殿(又称影堂)，里面安放他的遗像画帧，每月派大臣前往祭奠，直至元朝灭亡。元贞元年(1295年)，铁木耳皇帝到大圣寿万安寺参加“国忌日”佛事，饭僧达七万之众。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一场特大雷火焚毁了大圣寿万安寺的所有殿堂，唯一幸免的白塔是元大都城兴衰的历史见证。

8、妙应寺白塔总高51米，砖石结构，白色体躯，塔基是用大城砖垒起，呈T形的高台，高出地面二米，面积为1422平方米。在塔基的中心，筑成多折角方形塔座，面积为810平方米，叠高9米，共三层，下层为护墙，三层为须弥座，每层四面各左右对称内收两个折角，因此拥叠出许多角石和立面。

9、须弥座束腰部分，每块立面都被两边角柱及上下枭枋所衬托，整个塔座造型优美，富于层叠变化。座上的塔身是硕大的白垩色的覆钵体，形状如同葫芦；上半部为圆锥形的长脖子，有13节，称“十三天”，顶上花纹铜盘的周围悬挂36个小铜钟。风吹铃铎，声响清脆悦耳。铜盘上竖八层铜质塔刹，高五米，重四吨，分为刹座、相轮、宝盖和刹顶几个部分。

10、妙应寺白塔和北海白塔遥相对峙，比北海白塔高约15米，是北京最大的白塔，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座喇嘛塔。《长安客话》一书中记载云：“角垂玉杆，阶布石栏。檐挂华，身络珠网。珍铎迎风而韵响，金盘向日而光辉。亭亭岌岌，遥映紫客。”其规制之巧，建筑技术之奇，古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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